“我是个‘折腾家’。”第一次见到刘小春，这位36岁的科学家笑着这样自我介绍。

  卖掉自己的房子买设备，为凑经费带动同事拿出买房首付款、垫上彩礼，联合百名科学家自筹近1000万元成立研究院，创办面向社会服务的电子显微分析中心，在B站“隆重”发布“刘小春年度个人演讲”，组织投资者日主题活动，带着自家孩子上台演讲，打造自媒体团队宣传业务……

  这些“折腾”行为，始于2019年10月。当时，刘小春来到长沙理工大学工作，新单位、新环境，面对无经费、无设备、无团队的窘境，在“躺平”和“折腾”间，他选择了后者，还在科学网博客上充满激情地写道：

  “我，在一个小小的学校，但有大大的梦想，一个‘科研七彩梦想’……我们勇敢迈出一小步，就有希望拥抱全世界……”

  他最新的成果是，和合作者打造出像纸一样薄、一样可弯曲的太阳能电池。这一成果登上5月24日出版的《自然》（Nature）封面，刘小春是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

  《中国科学报》记者因这一成果而登门造访，却发现这位活力四射的青年科学家背后的故事远比一篇顶刊论文丰富。

  今年5月24日出版的《自然》封面文章，刘小春是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受访者供图

  刘小春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本科从中南大学毕业，以年级第一的成绩保送直博中国科学院大学，随后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

  读博期间，刘小春的第一篇论文，就以第一作者身份发在了Science上。那还是2013年10月，中国学者不是顶刊“常客”的年代。这样的成绩，非常少有。

  但刘小春坦言，高光的求学履历背后，也曾有不为人知的焦虑。当时，他已直博第四年，虽各方面成绩很优秀，但一直没有论文产出。“看着同学们都先后发论文，我也很着急。”

  不过，刘小春并没为打破这一现状而发低层次的论文充数。他主攻金属纳米结构相关的研究，师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卢柯院士和张洪旺研究员。

  “我很清楚记得，2011年10月26日，导师叫我谈工作，希望我能将纳米晶Ni的耐热性研究清楚，冲刺Science。”导师的想法让刘小春颇为震撼，“那时，我从来没想过能发表Science级别的科研成果。”

  刘小春特意在日记本上记录了那次谈话：“震撼之余，我的心情很平和，反正工作我能完成……希望我能取得好成绩！”

  此后一年多，他几乎每天泡在实验室。“我在导师的指导下反复打磨研究内容，记得有段时间卢柯老师在北京市委党校进修，其间不能离京，我好几次从沈阳坐车到北京，在卢老师请假间隙向他汇报工作，我们大家常常在快餐店小桌子上边吃便餐边谈研究进展。”刘小春说。

  正式向Science投稿后，刘小春心情很忐忑，每天都盼望能有论文被接受的消息。他的想象中，一旦被接受，导师肯定会高调宣布。

  “没想到的是，有次我和导师在北戴河参加学术会议茶歇时，导师轻描淡写地告诉了我论文已经被接受的消息。”刘小春回忆。

  虽然直到入学四年才发表首篇研究论文，但刘小春终于憋了个“大招”。“论文发出后，在当时的学生中成了爆炸性新闻，我也是那一届唯一发Science的。”享受这种难得喜悦的同时，刘小春也一再回味导师之前低调处理的深意，“我开始希望把科学家当成我职业生涯的终极目标去追求，而不只是发一篇两篇顶刊论文”。

  求学生涯的科研成绩和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履历，奠定了刘小春较高的学术起点，他和妻子想过赴美国继续深造，但签证受阻后，同为湖南人的夫妻俩萌生了回家乡工作的想法。“我觉得是时候锻炼自己的‘单飞’能力了。”这样的念头日益坚定，并最终成行。

  有这样的履历，为何不去科教资源更集中的“北上广”？“我没有海外留学经历，而当时‘海归’在国内高校更受欢迎。”刘小春坦诚地说，去“北上广”落户是个问题，“生存压力更大，我没多少积蓄，不太敢去”。

  “离开金属研究所时，还是有诸多不舍，能在中国科学院这样的平台工作实属难得。我当时就想，如果到新单位后能独立创出一番成绩，也不枉导师的培养。”刘小春回到了湖南，并在博客上写下自己的激情与梦想。但来到长沙理工大学后，踌躇满志的他才真正体会到青年科研工作者的艰难处境。

  首先，招人难。刘小春在到长沙理工大学的一年多里，努力招了4名科研助理。“当时学校给的科研启动经费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由于科研产出的周期也比较长，4个科研助理短时间之内就走了3个。”

  其次，科研经费难申请。刘小春说，最致命的打击就是他申请的科研经费大多数都批不下来。究其最终的原因是没有建立起成熟的科研平台，在业界没有影响力，与其他科研团队的合作机会也很少。

  刘小春曾天真地以为高端科研设备是科研院所标配，但刚来长沙理工大学时，“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还没有金属专业，院里连一台切割金属的电火花线切割机都没有”。

  他在年度个人演讲里坦言当时的心情：“没去985，没去211，这次入职省属高校，我感觉自己险些搞砸了科研生涯。”他开始思考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

  与此同时，他也很快发现，自己遇到的这一些难题，也是很多青年科研工作者、尤其是“双非”院校的“青椒”们正在面临的共同问题。不甘躺平的刘小春问自己：我能不能趟出一条路，让自己走出困境，也给处于相同处境的年轻科学家提供借鉴呢？

  “时间是最宝贵的。”刘小春加入长沙理工大学的时候刚满33岁，“这是人生中最具创造力的黄金年龄，是最有干劲的时候，我不想在不确定性和迷茫中憋屈地浪费光阴。”

  决定“折腾”后，刘小春反而没那么大压力，“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也就没了包袱，一身轻松，倒可以放手一搏。”

  刘小春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展示的诸多科研经历照片中，一张“空房子”照片格外显眼。那正是他初来长沙理工大学时所拥有的科研场所。

  2020年5月，长沙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了金属研究所，刘小春任所长。短短3个月，刘小春吸引2名青年科学家和4名全职技术人才加入团队。

  为何取一个如此理想主义甚至有点“中二”的名字？记者在他的首篇博文里找到了朴实的答案。“也就是科研七彩梦想，就像彩虹一样。这是我在科研低谷时想到的，不管是科研还是生活，都需要绚丽多姿的色彩让人生更有意义，希望看到彩虹时内心能受到鼓舞。”

  有了“根据地”和发声平台，接下来到了最难的找经费环节。刘小春说，当时大家干劲很足，但苦于没设备干活。

  刘小春决定自己先“打个样”。他和妻子商量后，卖掉了他们在沈阳住了近4年的房子。卖房的钱不是拿来在新的工作地买房，而是购买科研设备。

  但钱还是不够。当时他们计划买一套二手的赛默飞FIB设备，这是研究纳米材料很先进且必不可少的工具，预算至少要400万元，但刘小春的房子只卖了200万元。

  2020年8月，结束西澳大利亚大学博后研究工作的刘玉敬，被刘小春的学术才能打动并加入团队。他于2022年入选斯坦福大学“全球前2%顶级科学家榜单”。

  “逐渐熟悉后，我发现刘老师是个很务实的人，所以当购买设备的钱不够时，同事们积极想办法，我则把自己买房的首付款拿出来垫上。”刘玉敬说。

  刘玉敬要比刘小春大两岁，按理来说买房的需求更为迫切。“现在我还是租房住，我爱人也很支持，当时我们的同事吴翔还把结婚的彩礼拿出来买设备。”

  最近发表的Nature研究论文，刘玉敬是共同第一作者，“该成果只是我们众多科研成果中的一个，以后还会有很多。”他自信地表示。

  拿彩礼、卖房子、垫首付“三人组”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吴翔、刘小春、刘玉敬。受访者供图

  刘小春卖房子买设备后，研究圈子里一直在流传他的故事。“当时有位朋友问我，万一创业失败怎么办。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也没有想过失败后会怎样，没有给自己留退路，只能成功。”刘小春说。

  一路“折腾”过来，刘小春练就了好多“绝活”，善用二手设备就是被逼出来的技能。他从不以用二手设备而感到尴尬，反而颇为自豪。

  集资买第一台设备后，刘小春团队又陆续购买了多台相关设备，并自费建设了一个高水平的材料电子显微分析平台，命名为“长沙凯普乐电镜中心”。中心现有的70%以上设备都是二手的。

  但经常“捡漏”的刘小春也有“打眼”的时候，他购买的一套二手日立扫描电镜，买回来后一直无法正常使用，“现在还在尝试处理问题”。

  起初，电镜中心的设备只供刘小春自己的团队使用，但随着合作的科研团队与企业检测需求慢慢的变多，他们发现其实大家都缺少科研仪器设施与高端检测能力。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些企业在研发技术过程中，往往担心核心技术泄露而不愿意找一些有产业化能力的科学家团队合作。”刘小春说，“曾有一个企业家打趣地说，找凯普乐电镜中心合作，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搞产业化，只做些表征分析工作，他正好不担心技术泄露。”

  自那以后，刘小春决定将电镜中心的高端仪器设施面向全社会开放，对外提供测试业务。“我们已实现中心的盈利与良性循环，这为后续购买更高精的设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刘小春说。

  此次Nature的封面成果，刘小春和他的伙伴们集资购买的首套设备做出了重要贡献。

  晶硅太阳能电池以晶硅为基体材料，是目前最大范围的应用于光伏产业的太阳能电池，但因其不可弯折等特性，仍受限于太空等应用场景。

  刘小春团队和合作者使用先进的双球差校正透射电子显微镜表征技术，揭示了单晶硅片从本征“脆性”向轻质“柔性”转变的微观机理，为研发更轻质、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可突破传统应用场景的柔性晶硅太阳能电池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刘文柱、张丽平、孟凡英、狄增峰和刘正新是此次Nature成果论文的其他通讯作者，他们制备并发现了单晶硅片经边缘化学和等离子体钝化处理后，具有柔性特征，但是底层的机理未知；我们的团队则通过先进的电子显微镜揭示了其内在的微观机理。”刘小春说，这次成果进一步印证了跨领域交叉合作研究、科学家协同创新是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关键。

  经过几年的“折腾”，刘小春收获了优质团队和高精尖的设备库，科研产出也慢慢变得多。这种情况下，似乎已经没有进一步“折腾”的必要了。

  但他很快发现，只有平台远远不足，没有科学家的深度参与，就没办法实现“材料检验测试”向“材料研发”的模式升级。

  “我的梦想才起步。”刘小春说，接下来他要来一番“大折腾”，融合科学家的智力和已有的高端硬件设备，打造全新科研合作模式——科学“家”（Scientist-hub）。

  他解释说，科学研究的成本是很高的，经费、平台和团队都很重要，在任何一个方面有短板的科学家，其发展都会遇到阻力。“既然我们有了很好的设备平台，何不把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也联合起来，实现科学家智力资源、实验室硬件平台和专业方面技术人才的联合与共享，和企业的中小型项目与技术需求结合，获得足够的现金流，反哺科学研究。”

  为此，刘小春希望联合100名科学家，众筹1000万元，采购4台高端电子显微镜，成立先进材料（务实）创新研究院，全面汇聚科学家的智力资源，为企业和社会的技术难题提供科学解决方案。

  不是人人都可参加研究院的创建。按照刘小春的要求，必须是在一线科研岗位且具有博士学历，研究能力要与其他成员互补，原则上不能有两名相同细分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加入。

  也就是说，刘小春希望打造一个拥有百名科学家的“广义科研合作联盟”，科学家可以互相合作联合开展系列研究。“重点是构建真正由科学家自己主导的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平台，激活科学家的内在发展潜能。”刘小春说。

  为什么要向科学家筹钱，而不是找地方政府或企业家？刘小春认为，科学家的智力联合是“核武器级别”的竞争力，发展的最初阶段找企业家投钱，释放的股份太多，科学家将不再有发挥智力的舞台和积极性。“当研究院正常运行时，我们将有更多经费和精力做研究。”

  “刘老师卖房子买电镜、成立科学家联盟等事迹我们圈子里都知道，他特别有魄力。”东南大学青年首席教授孙文文在2019年末学成回国后，也短暂经历过“办公室空空、实验室也空空”的“苦日子”，但最让她头疼的是和企业对接科技需求。“企业往往不会相信一个初来乍到的研究者，我们也就很难拉到项目。”

  “刘老师找到我后，我毫不犹豫地出资加入了研究院。”在研究院，孙文文很快结识了很多科学家和企业家，“相信在这个有科学家共同信誉背书的‘大家庭’里，和企业对接项目和研发需求，会更容易些。”

  “希望企业家在找项目合作方的时候，多考虑一下我们这些自费建科研平台的务实科学家们”，刘小春呼吁，“我们从零开始构建信誉体，一定会用务实的态度做好每项研究。”

  他坦陈，也有人质疑他“把科研做成生意”。“很少有科学家公开讨论学术和商业之间的话题，不管你学术造诣多高，如果在商业上有盈利总感觉学术就变味了。我是没得选择，必须创业才能活下去。当创业成功后用自己赚到的钱反哺学术研究，这确实是很特殊的科研之路，但似乎也并没有错。”刘小春说。

  对此，孙文文认为，每个科学家的成长之路都不同，关键是找到符合自己的路，靠“折腾”筹集资金正是刘老师探索出来对自己最合适的路。“也有不少科学家一旦和商业沾上边，心思就不在科研上了，但刘老师很难得，他总能在融完资后又快速扑到科研上。”

  “生命的意义在于折腾。”刘小春不掩藏他的“野心”：未来他要联合更多科学家的智力资源，构建具有盈利能力的科研平台，让那些平凡但拥有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科学家们，自信地大步走到创新舞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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