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世纪后期到9世纪，丹麦人不断侵入英格兰，大半的地区受到破坏，大多数修道院被入侵者所劫掠。当时著名的三大圣地也未逃过维京人的破坏，793年林第斯凡修道院遭到破坏，794年贾罗修道院被抢劫，795年艾欧讷岛的圣哥伦布修道院被占领。

  英格兰修道生活损失惨重，正如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o道森所论述，“没有哪一块基督教的土地，比英格兰在9世纪遭受的灾难更为严酷的了；也没有哪个古老的修道院文化的中心，遭受过如此彻底的摧毁。”阿尔弗雷德大帝的传记作者阿塞也认为，当时的英格兰绝对没修道生活，盎格鲁-撒克逊修道院处于垂死状态。

  在此情况下，阿尔弗雷德大帝试图振兴修道生活，他建立了两座修道院，一座是沙夫茨伯里修女院，一座是阿塞尔纳修道院。接替他事业的人是埃德加王，他找到了三位帮手，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院长和坎特伯雷大主教，邓斯坦；阿宾顿修道院院长和主教，阿特尔沃尔德；伍斯特主教，奥斯瓦尔德。他们四人共同把修道院复兴事业推到了顶峰。

  邓斯坦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公元939年，邓斯坦成为国王埃德蒙的侍从顾问，并于946年被任命为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院长，本尼迪克规则的基础上为自己的门徒制定了修道生活的准则。其次，为提升修道院的影响，他在院内做全面而广泛的教育，吸引到了一大批门徒。

  而在这些门徒中最出色的就是阿特尔沃尔德，他与邓斯坦年龄相近。早先在宫廷任职，后来跟随邓斯坦去了格拉斯顿伯里，在那里学习文学和神学，并且成为一名修道士。后来，他对格拉斯顿伯里产生不满，准备出国，为了留下这名优秀的修士，在954年，国王将他派往废弃的阿宾顿修道院进行重建工作。

  在不久之后，奥斯瓦尔德也加入了他们的工作，在950—958年，他曾被派往法兰西的弗勒里修道院。在那里，他对大陆的修道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为其在英格兰重建修道院的工作打下了基础。961年，他被埃德加国王任命为伍斯特主教，并在布里斯托尔附近的韦斯特伯里的一间小修道院里开始了重建活动。

  三名能力出众的修道院主教掌权后，一场伟大的复兴运动成为可能，在959年，仅16岁的年轻国王成为这项工作的积极推动者。埃德加是一个有能力的君主，他的统治标志着英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

  此外，他还献身于宗教，阿特尔沃尔德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国王，他与三名主教进行合作，为修道院的建立提供土地。同时，他采取了阿特尔沃尔德的建议，将的世俗教士们逐出大教堂，以阿宾顿的修士来取代他们。

  埃尔弗里克在阿特尔沃尔德的传记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描述，“它发生在964年2月21日，星期六下午，大斋节的第一天。在教堂外等待弥撒结束的修士们，听到教堂里的教士们在唱圣餐礼的歌词：‘怀着敬畏之心侍奉上帝，你当因他的欢喜颤抖：你们要遵守纪律，否则将会灭亡。’此歌词结束后，修士进入教堂；而原有的教士们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成为修士或者离开；所有的教士都选择了离开。”

  在随后的几年里，修道院的数量稳步增长，以格拉斯顿伯里、阿宾顿和韦斯特伯里三个中心进行扩展，每个中心因其领导人的不同，有自己不同的传统。三位领导者和国王担心出现分裂，他们决定建立一种所有人都应遵循的共同的生活方式，把所有修道院都置于国王的直接保护之下。

  三位主教进行分工合作，“奥斯瓦尔德提出建议；阿特尔沃尔德进行联合；最终由邓斯坦完成行动。”在972年，达成统一的宗教会议在举行，参与会议的有三位修道院的领导者以及各修道院、修女院的院长，参会者一致通过了由阿特尔沃尔德所设计的法典《统一条例》。

  该法典为所有的修道院建立了宗教仪式的基础，“这一法典是以本尼迪克院规为本，并吸收了欧洲大陆的改革成果，特别是礼拜仪式方面。”此次会议使英格兰修道院复兴消除了后顾之忧，修道院的数量得以快速的增长，“到1000年，改革已有一定的成效，大约有40个独立的修道院和修女院”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虽有11世纪初丹麦人的再次入侵，一些开始对修道院进行重建。

  首先，他从大陆修道院改革中吸取了大量的经验，在圣修道院遭到了破坏，但是大多数修道院都在这次战争中幸存了下来。此次战争并未阻断修道院的复兴，直到诺曼征服之前，英格兰的修道院数量有着缓慢的增长。

  英格兰复兴时期修道院生活的主要礼仪，包括祈祷以及圣歌在内，大都是来自大陆修道院，三位院长并未有过多的创新，但这并不能抹去三位领导者的功绩，尤其是阿特尔沃尔德和邓斯坦，“他们未在修道院生活的形式上留下新的印记；他们没改变什么，也没有通过他们的著作或精神教义来丰富宗教世界的血液。

  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做了很多：他们使已经死去的修道主义复活；他们在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制度；尤其是邓斯坦，在某一种意义上，他被称为中世纪英格兰修道士之父。”

  修道院的重建对英格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是在宗教方面，还有社会生活方面。首先是在教育方面，修道院一定要具有提供教育的手段，主要是为那些从小就被送往修道院预备成为修士和修女的儿童以及见习修士提供教育。

  修道院学校不仅是针对修士的，有时也会有非修士。以伍斯特的伍尔夫斯坦为例，他最初并不打算成为一名修士，却在伊夫沙姆修道院接受教育；七八岁时，转到了彼得伯勒修道院学校；成年后，他在伍斯特做了一名修士，他的工作是负责管理学生的“修行师傅”，他的学生既有修士也有普通学生。

  在10世纪和11世纪早期，修道院学校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数量显著增加，“在拉姆齐、坎特伯雷和另外的地方都有修道院学校存在的证据。”同时，修道院学校为学习提供安定的环境、丰富的藏书以及优秀的教师，这使修道院成为了学者聚集之地，“修道院吸引了几乎所有可用的人才。”

  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修道院充分的发挥了其教育学习管理机关的作用，为当时的英格兰培养了众多的学者，其中最负盛名的有两位，一位是阿特尔沃尔德的学生，伊夫沙姆修道院院长埃尔弗里克。

  他创作了很多拉丁文和英文的作品，其《讲道集》，是一本以拉丁语词汇、文法以及对话为基础的书籍，用以训练伊夫沙姆修道院学生拉丁语的说、读和写；他还翻译和解释了部分的圣经，用以传教士传教；另一位是拉姆齐修道院的伯尔特弗斯，他曾师从弗勒里修道院的亚博。

  他编写了一本手册，用以教授学生计算、天文科学、历史和圣徒的事迹；此外，还有两本圣徒传，一本是《圣奥斯瓦尔德传》，另一本是应伊夫沙姆修士的要求撰写的《圣埃克温传》，这些传记对于培养圣徒崇拜和提高修道院的声望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在政治方面，与大陆的修道院改革追求独立性不同，英格兰修道院与国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当时的英格兰王权受到贤人会议的制约，而在会议中修道院院长和教士几乎占据一半的席位，控制了修道院院长就能够大大减少会议中反对派。

  因此，会议将修道院置于国王的保护之下，国王控制着修道院院长的任命权。修道院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也发挥着作用。在中央，国王从修士中挑选顾问来参与政务以及选取抄写员用以保存皇室记录。

  在地方上，国王把修道院作为其进行统治的机构，给予其土地和司法权。“梅德海姆斯特修道院重建时，国王给予它八个百户的司法权”。通过这一些方式，国王加强了自己的王权。

  此外，由于当时的大多数主教都是修士，“960—1040年间，每四位主教中就有三位是修士”。所以当时的修道院既不会与国王产生冲突也不会与教士产生冲突，正是因为这种性质，使修道院对于国家的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邓斯坦的修道院复兴，使英格兰恢复了修道生活，修道院学校也开始重新运转。虽然与同时期的大陆相比，该国的教育水平明显落后，但是对于当时不断遭受丹麦入侵，遭到严重破坏的王国来说，这场活动不但为国家培养了众多的学者，也为后来诺曼人统治下的文化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由于修道院与国民生活的密切联系，使得修道院与国王利益一致，这对于国家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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